掌文小说

第七卷02（第1页）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胜任外交公务，所以工作起来劲头很足。当时和我往来密切的除了卡利约，还有我不久就会谈到的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除了和这两位一起出去串串门，时不时去圣马可广场寻找一些正当的消遣娱乐和看戏之外，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工作任务并不繁重，还有比尼斯神父从旁协助，不过战时的联系工作千头万绪，我还是相当忙碌的。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埋头工作，碰到信使送信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都在研究眼下从事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工作之初的成绩让我将来可以得到重用。事实上，业内对我的评价确实很不错。首先是大使，他对我的工作大为赞赏，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后来他之所以大发雷霆，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苦谏无果，自己硬要辞职才惹怒了他。但凡与我们有联络往来的法国大使和大臣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这本来应该让他面上有光，但由于他心术不正，赞扬反倒起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尤其是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场合听到别人对我的夸赞，从此再也无法原谅我了。这段往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大使先生是个不太能管住自己的人。就连星期六这样所有文件都急等着签发的日子，他也不能克制自己等到忙完公务再出门闲逛。他牢牢盯住我不放，不断催促我赶紧把呈交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公文办好，他急急忙忙签完字就不知去向，其他没签字的信函公文就晾在那里不管了。如果只是通报消息的函件，我还可以把它们整理成公报，但是如果内容涉及王室，必须有人签字，这时就只好由我来代签。有一回，我们刚刚从国王驻维也纳代办文森先生那里收到一份重要情报，我找不到大使先生只好代为签字。那时奥地利首相洛布科维茨亲王正向那不勒斯进军，德·加日伯爵紧急转移阵地。那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军事转移，堪称本世纪最精彩的一次战略行动，然而并没有引起欧洲各国的足够重视。情报说，有一个人——文森先生详细说明了此人的面貌特征——从维也纳出发，要从威尼斯经过，潜入阿布鲁佐地区煽动当地民众，等奥地利军队到达时里应外合。德·蒙太居伯爵当时不在，就算在的话也是万事甩手不管，于是我就把这份情报直接转发给了法国驻那不勒斯大使洛皮塔尔侯爵。情报传递得非常及时，波旁王朝之所以能够保全那不勒斯王国，没准真要感谢总是挨骂的让－雅克呢。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德·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他的秘书以及这位秘书对国事所做的重要贡献。德·蒙太居伯爵玩忽职守，延误军机，原本应该自责，但他却认为对我的夸奖是对他含沙射影的指责，和我谈起这件事情时很不高兴。过去我也曾审时度势，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采取过类似的处理措施，不过事情没有这次这么急迫。威尼斯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信使，只有元老院定期派人给大使馆送信，出发时总会事先通知法国大使准备信函捎给那边的同僚。通知一般会提前一两天送来，然而人家不把德·蒙太居先生当回事，等到信差临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只是走个过场。元老院的人好几次来时他都不在大使馆，我不得不自己写信捎去。卡斯特拉纳先生回信时总会提到我，言辞间多有赞赏之意。驻热那亚的德·戎维尔先生来信时也是如此。每一次都给德·蒙太居先生的怒气火上浇油。

我承认，遇到出头露面表现自己的机会，我不会放过，但是我也不会不识时务只顾着出风头。自己尽职尽责地完成工作，同时希望因此得到合理的回报，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的合理回报，不过是赢得有能力评判和褒奖我那些人的赏识而已。我不能说我尽忠职守就是大使对我心怀不满的正当理由，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直到我们彻底决裂的那一天为止，他能够历数出来的对我的指责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都没有个大使馆的样子，馆里全是流氓地痞，法国人受尽欺凌，意大利人春风得意；即使在意大利人当中，那些在大使馆供职多年、兢兢业业的好职员也全都被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就包括大使的首席随员，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在德·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已经是首席随员了。第二随员是德·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的，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原本是曼托瓦一带的强盗，大使就把使馆总务交给了这么一位人物。此人极尽曲意逢迎、卑鄙克扣之能事，赢得了德·蒙太居的信任，成了他的宠儿，让大使馆里仅存的几位正派人和领导这些人的秘书都深受其害。在心术不正的人看来，正人君子的目光总是让他们提心吊胆——只此一点就足以让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然而还有另外一个由头让他变本加厉地恨我。我必须把这个由头说清楚，如果我真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诸位尽可以谴责我。

按照惯例，大使在威尼斯的五家戏院都有专属的包厢。每天午餐时，他会选定当天晚上要去的戏院，然后由我挑选，之后再轮到随员们挑选剩下的包厢。我出门的时候就会拿上我选定的包厢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馆里，我便让服侍我的随从把钥匙送到我指定的地方。维塔利得知后非但不交出钥匙，反而说他已经把钥匙给别人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随从当着众人的面向我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没有搭理他。我对他说：“先生，请您明天再在同一时间，到您让我颜面扫地的那所宅子去，当着今天在场的人的面向我道歉。否则的话，我可以告诉您，后天无论如何，不是您就是我，必须有一个人卷铺盖离开大使馆。”我坚决的语气把他镇住了。他按照我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向我道了歉，表面上曲意奉承，卑躬屈膝，暗地里却打起了主意，用意大利人的阴险手段和我过不去。最后，他虽然没能煽动大使辞退我，却也逼得我不得不主动请辞走人。

这样的混蛋当然无法了解我的性格和为人，但是他很清楚我身上有哪些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对他人的无心冒犯极为宽容，对处心积虑的侮辱则是毫不退让；他知道我在社交场上很爱面子，对尊严看得很重，时刻注意尊重别人，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他正是抓住这一点下手，终于惹得我忍无可忍。他把大使馆折腾得乱七八糟，把我在竭力维持的制度规范、上下级关系、整洁和秩序全都摧毁殆尽。一座宅邸若是没有女人打理，就必须有相对严明的纪律，才能保持与门第密不可分的端庄和尊严。然而这位维塔利没花多少时间就把我们的大使馆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骗子的巢穴。他怂恿大使阁下赶走了原来的第二随员，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皮条客。这两个混蛋狼狈为奸，卑鄙无耻又盛气凌人。除了大使的房间（其实也不怎么整洁），整个使馆上下再没有一个能让正派人忍受得了的角落。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餐，随员们和我晚上便单独开一桌饭菜，比尼斯神父和侍从们也和我们一起用餐。就算是最简陋的小饭馆，餐桌布置得也比我们干净整齐，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更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兮兮的小蜡烛，用的是锡质餐碟和铁餐叉。使馆用餐反正是关起门来，外人看不见倒也罢了，可是我专用的贡多拉竟然也被取消了。堂堂大使秘书出门不得不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在所有使馆秘书中只有我这么一位。我只有去元老院的时候才有大使的仆役随行。更有甚者，不管大使馆里发生什么事，大使手下的官员们都能吵得不可开交，嚷得全城上下无人不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多米尼克，他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心知肚明，我对这种不成体统的场面比任何人都更感到难堪。整个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在外面我不说三道四，但是我向大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斥责其他人，也责怪大使本人。他自己也心术不正，每天都想方设法跟我过不去。为了不在其他大使秘书面前相形见绌，我不得不自己破费维持场面，然而我薪水微薄，实在省不出钱来，只好向大使先生申请经费。我一向他开口要钱，他就和我说他如何器重我、信任我，仿佛他的赏识能让我的钱包鼓起来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那两个混蛋最后终于让头脑本来就不清醒的上司彻底晕头转向了。他们撺掇他投机倒把做旧货生意，害得他赔光了老本。明摆着上当的买卖，他们偏能让他相信是赚钱的大便宜。他们让他花了双倍的价钱在伯伦塔河岸租了一座别墅，和屋主瓜分了多出的钱。别墅里的房间都按当地的习惯镶嵌瓷砖，装饰着精美的大理石圆柱和方柱。德·蒙太居先生却花大价钱，让人把这些全都用杉木板遮了起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巴黎的房间墙壁上都有这么一层护墙板。出于类似的理由，在驻威尼斯的各国大使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不让侍从佩剑，也不允许随身仆从使用手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始终看我不顺眼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尽心尽责地为他服务。

当我认为他脾气天生如此时，我对他的嫌恶、粗暴和不公都可以忍气吞声。然而，一旦我发现他出于嫉恨有意抹煞我尽心工作挣来的荣誉，我便决心不再忍耐下去。我第一次领教他的坏心眼是在他为当时正在威尼斯的德·摩德纳公爵一家举办的宴席上。他通知我说宴会上没有我的席位。我没有生气，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闷闷不乐地回嘴道，我有幸天天和大使一起用餐，就算德·摩德纳公爵亲自要求我不得同席，为了大使阁下的尊严和我的职责，我也不得不拒绝他的要求。他气势汹汹地对我说：“怎么？我的贵族侍从们都不许入席，我的秘书连起码的贵族身份都没有，竟然想与君侯同席？”

“没错，先生，”我反驳道，“阁下赐予我的职位本身就让我高贵，只要我在职一天，我就比您的随员更高一级，不论他们是贵族还是自称为贵族。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我能去。您也知道，将来您载誉回国的那天，根据礼节和自古以来的惯例，我将盛装跟随在您左右。在圣马可举行的官方宴席上，我也有资格享受与您同席的荣耀。所以我不明白，既然我能够并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元老院的官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款待德·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宴呢？”

我的理由自然无可辩驳，然而大使就是不肯让步。不过我们并没有再进一步争执，因为德·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来大使馆赴宴。

从此以后，他就总是故意跟我过不去，想方设法剥夺我职权范围之内的小小特权，让给他亲爱的维塔利。我敢肯定，如果大使先生有胆量派维塔利代替我去元老院的话，他一定会那么做。平时他都是让比尼斯神父在他的书房里替他写私人信件，现在他又让他来给德·莫尔巴先生写信，汇报奥利维船长案件的经过。这件案子只有我一个人参与，报告里只字未提我的名字，甚至连我附在报告后面的笔录副本也说成是帕蒂泽尔写的，其实帕蒂泽尔半句话也没说过。大使倒不是想摆脱我，只是想折辱我来取悦他那位宠儿。他自己也明白，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可不像当初让我接替福罗先生那么容易：经过福罗先生的到处宣扬，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的为人。元老院的复函都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所以他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这位秘书还得撰写公文、操办各项事务，让他完全不必费心劳神；除了周到的服务之外，这位秘书还得对他手下一无是处的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膝百般奉承。因此，他既要留住我，又想折腾我，我被扣留在异国他乡，远离自己的祖国，也远离他的祖国，又没有路费回去。然而维塔利却别有用心：他想逼我走人，最后果然如愿以偿。

我渐渐发现，一切辛苦都是白费功夫。大使眼看着我为他效力，不仅不善待我，反而百般刁难，我再留下来也是出力不讨好，在馆里只会受气，在馆外只有不平，而且他已经把自己搞得声名狼藉，我做得再好也得不到好处，办砸了更是对自己不利。于是我横下一条心向他请了长假，给他留出时间另找一位秘书。他对我的这番举动不置可否，一切照旧，没有任何找人接替我的意思。我见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便写信给他的兄弟，详细说明了来龙去脉，拜托他和大使阁下谈一谈，批准我的长假。我在信中说，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待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也没收到回信，等得我如坐针毡。终于，大使收到了兄弟的来信，这封信的措辞想必很严厉，因为大使先生虽然喜欢乱发脾气，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像这次这样暴跳如雷。

他先是破口大骂，言辞不堪入耳，骂完一通之后不知该说什么，竟然指控我出卖使馆的密码。我哑然失笑，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他是否真相信在全威尼斯能找出哪怕一个肯出钱买这套密码的傻瓜，哪怕只出一个埃居。我的反驳气得他口吐白沫，装腔作势地要喊仆从来把我从窗口扔下去。在此之前我一直比较镇定，但一听他这么威胁，我也气不打一处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我快步走到门口，拉出插销把门从里面反锁好，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面前说道：“别这样，伯爵先生，您的仆从不会过问这件事的，还是让我们两个人自己解决吧。”我的举动和态度立刻让他安静下来，愤怒变成了惊讶和恐惧。我见他怒气消了，便用短短几句话向他告辞，不等他答复便过去把门打开，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傲然从仆从们面前走过。仆从们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看他们的样子，我觉得与其说他们会帮着大使打我，倒更有可能是帮我对付他。我没有上楼回自己的房间，而是立即走下楼梯，离开了大使馆，再也没有回去。

我径直去了勒布隆先生家，向他说明了事件经过。勒布隆先生清楚大使的为人，所以并不太吃惊。他请我留下来吃午餐。这顿饭虽是临时准备的，但却非常精美。所有在威尼斯有头有脸的法国人都在座，一个大使手下的人也没有。领事把我的事跟大家说了。大家听完这段叙述，看法都是一边倒——当然没有人同情大使阁下。大使没有和我结算薪水，没有付给我一个硬币，我身上只剩下几个零花的金路易，连回程的路费都不够。在座的宾客纷纷解囊相助，勒布隆先生给了我二十来个威尼斯金币，德·圣－西尔先生也出了同样的数目——除了勒布隆以外，就数德·圣－西尔先生和我关系最好。其他人的好心帮助我都婉言谢绝了。在等待启程回国的这段日子里，我就住在领事馆秘书家，以此向公众证明，大使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与法兰西这个国家并无关系。我在落难时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他身为一国大使却备受冷落，见此情景，大使先生气急败坏，完全失去了理智，像疯子似的给元老院写了一封陈情书要求逮捕我。我原打算第三天就动身出发，可是从比尼斯神父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当即决定再多待十五天。我的所作所为大家都看在眼里，对我都有几分敬佩，我的决定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元老院诸公对大使那份莫名其妙的陈情书根本不屑于回复，还请领事转告我：我在威尼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不必顾虑疯子的所作所为。于是我便继续拜访诸位友人，逐一向他们辞行。西班牙大使对我十分殷勤。那不勒斯大使德·菲诺切蒂伯爵不在府上，我便写了一封信向他道别，他回了我一封极为客气的信。最后，我终于动身了，尽管手头拮据，但是除了上述的两笔借款和欠商人莫郎迪的五十来个埃居之外，再没有债务缠身。后来卡利约替我还了欠莫郎迪这笔钱。等我手头稍微宽裕一些时，我便如数偿清了勒布隆和德·圣－西尔的两笔债务，虽然我和卡利约后来经常见面，但是我一直没有还他那笔钱。

威尼斯这座城市的休闲娱乐声名远扬，既然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就不能不谈一谈那些著名的消遣，至少要谈一谈我自己亲身参与过的那几项娱乐。读者想必知道，年轻时的我并不爱追求同龄人趋之若鹜的欢乐（至少大家都称之为少年人的欢愉）。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口味，再说我公务繁忙，纵然想寻欢作乐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对无伤大雅的朴素消遣更感兴趣，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愉快的一项就是和才子人杰们交往，比如勒布隆、德·圣－西尔、卡利约和阿尔蒂纳。还有一位来自弗留利的绅士，很遗憾我忘了他的名字，但是每每想起他，心里都会泛起愉悦的涟漪，在我平生结识的人当中，他是和我最心有灵犀的一位。还有几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英国人也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绅士都有妻子、女友或情人，他们的情人都是风情万种的才女。大家聚在她们家里唱歌跳舞，有时也玩玩牌，但是次数很少，因为我们都有极高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品位，多才多艺，热爱戏剧，打牌dubo在我们眼里实在寡淡无味，是寂寞无聊之辈的娱乐。巴黎人对意大利音乐颇有成见，我在巴黎时也抱有这种成见，所幸的是我的天性中也有破除成见的锐敏秉性。在威尼斯过了没多久，我便和所有懂得欣赏的知音人一样深深爱上了意大利音乐。我听着威尼斯船歌，觉得在此之前简直从没听过真正的歌声。我很快对歌剧迷得如痴如醉，在歌剧院里只想专心倾听演唱，讨厌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嬉戏或者吃零食，他们闹得不可开交时，我时常避开同伴躲到另一边去。我独自一人缩在包厢角落，全然陶醉在歌剧之中，不管歌曲有多长都要一直听到曲终人散。有一天，在圣克利索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香。嘹亮的歌曲都没把我吵醒。最后终于有一首歌将我惊醒了，我该如何表达那首歌曲甜美的和声与天仙般的歌喉带给我的美妙体验呢？在我竖起耳朵、睁开眼睛的一瞬间，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的第一感觉仿佛身在天堂。这首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却。这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

请为我把佳人留下

我的心里只有她

我很快找到了这首歌的曲谱，这份曲谱我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谱和我心里的印象不太一样。音符相同，却没有同样的情致。这首出神入化的曲子永远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只有在我心中才能演奏出当初惊醒我时的美妙效果。

我认为有一种音乐比歌剧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放之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学院音乐。这里的学院是指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招收贫苦的女孩，让她们接受教育，长大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音乐是这些学校教授给女孩们的首要技艺。每到星期日，威尼斯四所学院的教堂里都要举行晚祷，中间有大型合唱队和乐队演出的经文歌，乐手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一流大师。演唱者全部站在装有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也不到二十岁。我真无法想象世上竟然有如此悦耳动人的音乐，内涵丰富，歌曲高雅，嗓音柔美，演唱准确，一切都那么和谐美妙，相得益彰，给人一种与宗教气氛不那么协调的印象，但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气氛所感动。卡利约和我一次也没有错过曼蒂冈迪学校的晚祷，每次必到的绝不只有我们两人。那座教堂里总是挤满了热爱音乐的人，甚至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观摩这些绝妙的典范，培养自己的鉴赏品位。那道可恶的栅栏最让我扫兴，它让我只能听到歌声，却无缘一睹那些歌声优美的仙子。每每说起这事，我总是怨声载道。有一天在勒布隆先生府上，我又提到了这件事，他闻言便对我说：“如果您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倒也不是难事。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邀请您来学校，和她们一起喝下午茶。”我一天到晚缠着他，直到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终于，我走进客厅，想到那里关着我渴慕已久的佳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为我一一介绍那些歌声和名字都无比熟悉的女歌手。“这是索菲。”索菲其丑无比。“这是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睛。“这是贝蒂娜。”贝蒂娜长了一脸麻子。几乎每个姑娘都有明显的生理缺陷。成心折磨我的勒布隆看到我惊愕难堪、愁眉苦脸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不过，我觉得有两三个女孩长相还过得去，但她们只是合唱队的成员。我真是大失所望。喝下午茶的时候，我们和她们插科打诨，她们都喜笑颜开。相貌丑陋和气质风情并没有直接关系，我发现她们都还挺有气质。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没有美好的心灵就唱不好歌，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离开时我几乎爱上了这群丑姑娘。我一度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祷，但是听了以后又安下心来。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美妙动听，无与伦比的歌喉让我忽略了她们的容貌，只要听到她们歌唱，不管她们长相如何，我总会觉得她们是楚楚动人的仙子。

在意大利听音乐很便宜。我租了一架羽管键琴，只花一个埃居就请来了四五位乐师，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和我一起练习我在歌剧院里听到的喜爱的歌曲。我还在家里排练了几段《风流的缪斯》中的合奏曲。圣克利索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了其中两首曲子，也不知是我的作品确实动听，还是人家只是想讨我高兴。无论如何，我很高兴听到那支技艺高超的乐队演奏我的两首曲子。伴舞的是一个名叫贝蒂娜的漂亮小姑娘，娇俏可爱。她的金主是我们的一位西班牙朋友，名叫法戈阿加，我们常在她家打发夜晚的时光。

说到女人，在威尼斯这样一座城市里，男人很难做到一尘不染。人们或许要问我：您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要忏悔的吗？确实有，我正要对此忏悔，就像忏悔其他事情一样坦率真诚。

我始终厌恶娼妓，但当时在威尼斯又没有机会接触女人——由于我的职务关系，当地大部分贵族宅邸都不允许我登门。勒布隆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可爱，但是我很难接近她们，再说我极其敬重她们的父母，对于她们不敢有非分之想。我倾心于普鲁士国王外交特派专员的千金卡塔妮奥小姐，但是卡利约爱上了她，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卡利约生活优渥，而我却一无所有；他的薪金是一百金路易，我只有一百个皮斯托尔。我不愿意横刀夺爱，再说我很清楚像我这样身无长物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适合沾花惹草，在威尼斯更是如此。我还没有戒除自慰的坏习惯，再说我实在太忙，温暖的天气激发的欲求并没有多么强烈。所以，我在威尼斯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依旧和在巴黎时一样安分。十八个月后离开威尼斯时，我只和异性有过两次近距离接触，而且都是机缘巧合。下面请让我详述事情的经过。

第一次，是“正人君子”维塔利在我逼他公开道歉之后不久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先生们纷纷责怪我不该对最刺激的那种消遣无动于衷。他们大谈威尼斯妓女的妩媚销魂，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出能和她们相媲美的妓女。多米尼克说我一定得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位，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去，保证我满意而归。我听他这样献殷勤，不禁笑了出来。出乎我意料的是，上了年纪且德高望重的庇阿蒂伯爵也以意大利人特有的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跟着仇人去逛妓院。事实上的确如此，我既没有逛妓院的想法，也没有欲求。尽管如此，出于一种连我自己都莫明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竟然任由他拖着我去了。这么做不符合我的理智，甚至违背我的意志，纯粹是因为一念之差的软弱，生怕显出对别人的猜忌，用当地人的话说——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傻。我们点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姣好，称得上是位美女，不过并非我中意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撇下我一个人和她待在一起。我让人送了几杯冰甜酒来，请她唱了几首曲子，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60]放在桌上准备告辞。但是那位姑娘却奇怪得很，不肯白白接受那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为了不让她过意不去，就接受了她的付出。

我深信自己因此染上了花柳病，所以一回到使馆，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请医生给我开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的精神紧张得无以复加，实际上并无任何明显的不适或症状值得我大惊小怪。我只是无法让自己相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男人不会染病。医生费尽口舌的劝慰也不能让我放心。最后他实在没了办法，只好说我的体质与常人不同，不容易感染，这才让我安下心来。我不像别人那样频频冒险，不过我的健康确实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损害，在我看来，这就证明医生的话说得有道理。不过，他的论断没有让我轻率妄为。就算我真的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体质，我也可以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因此有恃无恐，胡作非为。

我另一次艳遇对象也是一位妓女。但是起因和后果都截然不同。我在上文中说过，奥利维船长曾在他的船上宴请过我，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同去。我原以为我们会受到礼炮欢迎，但是船员只是列队欢迎，没有鸣响礼炮。这种待遇让我很不痛快，卡利约也在场，我看他也面有愠色。说实话，身份不如我们的人在商船上都能受到礼炮欢迎，更何况我觉得我做的事完全值得船长另眼相待。我一向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尽管筵席很丰盛，奥利维船长也毕恭毕敬，但我一开始就不高兴，吃得不多，话说得更少。到第一次祝酒时，我想这下总该鸣礼炮了吧。结果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笑话我像赌气的孩子一样闷闷不乐。

饭吃到三分之一时，我见一艘贡多拉驶近了商船。船长对我说：“天哪，先生，您可小心点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几句玩笑话作为回答。贡多拉靠在商船边，从中走出一位光彩照人的年轻女子，身着盛装，步履轻盈，她三两步便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旁边已经多了一份餐具。她妩媚活泼，一头棕发，年龄最多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那娇俏动人的声调就足以让我晕头转向。她边吃边聊，不时望着我。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喊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便扑到我怀里，嘴唇紧贴在我的唇上，搂得我透不过气来。她黑色的眼眸好像东方女子，让我心里像火烧一般。起初我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欲的欢愉很快俘虏了我，尽管有许多人在场看着，我还是沉醉其中，如痴如狂，非得那位美人亲自示意才能让我稍微克制自己。她见我已经如她所预期的那样兴奋起来，对我的爱抚便放松了些，但是热烈程度丝毫没有减退。她兴高采烈地向大家解释她为何如此狂热（谁知道是真是假），据她所说，我长得和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德·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她几乎以为我就是他。她说她曾经热恋过德·布雷蒙，现在还对他难以释怀，自己当初太傻，撇开了德·布雷蒙，现在她要将我当作德·布雷蒙的化身。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上了我，而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等将来她把我甩了，我也得和她亲爱的德·布雷蒙一样耐心等着她。她说到做到，当即把我当仆人一样使唤，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支使得我团团转，我全都唯命是从。她吩咐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她要坐我的船，我照办了。她让我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请卡利约坐，因为她有话要对他说，我也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了很久，我也就随他们谈去。后来听到她喊我，我又回到她身边。她对我说：“听着，查内托，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好没意思。等你觉得没劲了，你就走。但是我先告诉你，不许半推半就。”饭后，我们一起去穆拉诺参观玻璃作坊。她买了许多小物件，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钱，而她自己到处赏别人小费，花出去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满不在乎地大把花钱还让我们倾囊而出的模样，显然是习惯了挥金如土。在我看来，她让别人为她花钱，主要是因为虚荣而非贪财：只有别人为她一掷千金，她才开心尽兴。

夜深了，我们送她回家。闲聊间，我看到她的梳妆台上有两支shouqiang。我顺手拿起一支说道：“哎呦！这个胭脂盒的造型真是新潮别致啊！可否问一句，您要这个做什么？我看您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那可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然后用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开恩的时候，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样再公平不过。可是，我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冒犯了我，我就给谁一枪。”